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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拟建国家级灾后心理干预体系

www.psychcn.com 2012-07-31 15:12 
四川汶川的8级强震发生三年多后,中国的心理研究人员开始总结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经验,力图为今后提供有益借鉴。相关专家则表示,建立国家级灾后心理干预体系已在计划之中。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和多家机构合作,计划建立全国性的灾后心理干预体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主任王文忠说。

    据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张伟介绍,灾后保守估计四川有超过40万人长期伴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会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对灾难充满恐惧。

    地震中,都江堰聚源中心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王倩和同学们被埋在废墟中。尽管王倩后来被救出,但60多人的班级只剩下了十多人。

    地震后的几个月,亲历灾难的王倩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常常在梦魇中惊醒,不言不语,平时活泼开朗的她突然性情大变。

    “孩子情绪变得很低落,脾气变得暴躁,一提地震就只是哭,也不愿意说话。”王倩的母亲说。

    不仅是亲历地震的灾区群众,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武警战士和老师等,也难以抹去一些地震的场景。一位参与一线救援的人员曾流着泪抓住心理救援队专家的手诉说自己的焦虑。

    汶川地震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先后在北川、绵竹、什邡、德阳等地重点单位建立工作站,与四川当地的心理工作者一起,整合多方资源,开展一系列针对主要人群的培训工作。3年多后,四川灾区大多数工作站已能独立运行。

    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共造成约6.9万人遇难,近1.8万人失踪。按每个逝者约有10位亲属计算,汶川地震共造成约88万名丧亲者,对受灾群众而言,属于重大心理创伤事件。

    相关专家认为,创伤事件发生后,70%的人群可以通过自身所具备的应付策略自然恢复,但另外30%的人群,将从灾后几天到几十年,陆续出现不同的症状,这些人如果得不到专业的救助与治疗,将因此发生人格的改变或扭曲。

    四川华西临床医学院震后一直坚持对四川灾区进行心理援助,并对受灾程度不同的县市进行问卷调查,却发现震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群约占总人口不到10%,远低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18%。

    “这得益于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张伟说。

    “心理学界大规模参与灾后心理干预,正从汶川地震开始,”王文忠表示,“汶川地震后,中国心理学会提出了灾后心理服务20年的概念,注重对灾区当地的文化建设,并对灾后心理创伤的发生率与主要机理开展了普查和追踪。”

    作为四川青年发展基金会在各个灾区板房安置点内设置的心理帮扶中心,孩子们常会来到“12355心灵驿站”,听青年志愿者们讲故事,并与他们做游戏。这个以青年人为主导的心灵驿站凭借活力和热情,很快得到了灾区群众尤其是孩子们的认可。

但对在2010年4月14日发生的青海玉树7.1级地震中失去妹妹的嘎哇来说,“心理医生”却是个陌生的词汇。除了幸存的亲人,禅古寺活佛洛卓尼玛或许是最能安慰他内心的人。

    虽然禅古寺在地震中完全被毁,但百姓依然来到“帐篷寺院”中聆听这位僧人的开导。“佛教告诉人们生命是无常的,如果能够认清这点,人们就能带着对生命的敬意去生活。”洛卓尼玛说。

    “在民族地区进行心理干预,必须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王文忠说,结合玉树的情况,中科院在玉树开展了“现代心理学与佛学思想在玉树灾后重建中的结合与应用”的课题研究。

    此外,为帮助教师们渡过精神难关,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还为结古镇7所学校的老师进行了“如何上好震后第一堂课”的培训。

    “我们鼓励他们用肢体行为疏解内心的痛苦,采用自我和教师之间相互提问的方式,探讨应当如何面对震后第一堂课的孩子,带领他们走出阴影。”项目负责人王璐说。

    不过,参加“中日合作四川大地震灾区重建——心理人才培训项目”的日本专家认为,修复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和引导灾区群众走出阴影,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心理救援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

    “目前,心理研究所的专家们正通过网络对全国一万多名志愿者进行心理公益讲座和培训。”王文忠介绍说,这个培训网络可以保证平时在各地提供社区心理服务或学校心理服务,灾难发生时到灾区提供紧急服务并增援、培养当地力量。

    但他同时也指出,目前中国的心理干预还缺乏与政府系统的有效对接,相关信息和物资支持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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